北美社会学顶尖博士项目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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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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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只要规划得当，优秀的大陆社会学本科生完全有潜力收获顶尖博士项目录取。
作者 |魏来
在2018Fall的申请中，我一共申请了13个社会学博士项目，2个东亚研究硕士项目。在收到第一份博士offer后，陆续withdraw了NYU, UVA的博士，以及哈佛、斯坦福的东亚硕士。在最后的11份博士申请中，收获4份offer，7份rejection，没有waiting list。
Offer: Princeton, Chicago, Northwestern, UCSD
Withdraw: NYU, UVA, Harvard (East Asia), Stanford (East Asia)
Rejection: Harvard, Michigan, Berkeley, UCLA, John Hopkins, Washington, Columb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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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经历
清华大学社会学本科（2014-2018）
GPA:90.9/100
GRE: Verbal 164, Quant 166, AW 4.5
TOEFL: 114; Reading 30, Writing 30, Listening 30, Speaking 24
申请方向：
历史社会学、政治社会学、量化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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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经历
1、 研究助理
最重要的经历是为一位斯坦福教授做了暑期RA，并与其他斯坦福博士生一起参加了其主持的暑期seminar；除此之外，还在大一暑期实践时以及大二城市社会学课上帮老师的项目发放过问卷，不过这段经历在申请中没太提及。
2、 独立研究
申请材料中提到的文章有三篇，都是以中国古代为背景的历史社会学研究，且主题上有相关性。其中一篇是中文，《清华社会学评论》待刊；第二篇中文版在社科院组织的青年社会学家论坛上报告并获会议优秀论文奖（作为出席的唯一本科/硕士生），英文版在斯坦福历史社会科学seminar上报告，并用作writing sample；第三篇还在进行中。三篇文章中，后两篇均采用定量方法，第二篇数据为自己编码而来，第三篇使用大型历史数据库。
3、 学术活动
除去前文提到的一次会议与一次seminar外，还参与了2017年的中国政治社会学讲习班。
4、 研究基金
前后主导过4个清华大学资助的学生研究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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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信
一封来自斯坦福著名教授；一封来自本系系主任；一封来自本系副教授，我的导师，斯坦福教育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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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情况
来自清华的一些奖项，没什么值得一提的；比较值得提的是前文提到的会议优秀论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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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学术史
我从高中时就对社会学感兴趣，也非常早地就下定了走社会学学术道路的决心。在大二上的时候，我与现在在西北读博的S学姐长聊了一次，也基本定下了本科毕业就出国的方向。在本科的前两年，由于我院的通识教育体制，我没有上太多专业课，只是闷着头做了一些当时感兴趣的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可能每个刚经历过高考的社会学学生都会对教育最感兴趣）。
我真正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向，还是在大三上学期，选修“历史社会学”课之后。这一领域所关注的战争、革命、国家形成等议题的宏大性唤起了一位文科男从小对历史的热爱，几乎是一瞬间就打动了我。在大三一年，我阅读了一系列历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尽管很难说读得非常细致），包括《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国家与社会革命》、Charles Tilly的大多数重要作品、以及近些年的Remaking Modernity等。除此之外，我还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赵鼎新老师的作品，包括他2015年的新书。“历史社会学”的期末作业我提交了一篇以国家形成为主题的一万多字的研究，尽管当时的稿子非常不成熟，但是导师还是给予了我充分鼓励，这算是我历史社会学研究的一个开端。
在了解领域经典文献后，我选定了“战争与国家形成”作为进一步深入的topic。按图索骥，我通过文献检索阅读了Tilly之后直到今天的一系列在此topic上的重要文献，几个躲不开的名字是Wimmer、Centeno、Spruyt、Ertman、Hui等等，这一过程其实也是寻找将来导师与选校的过程（这些人里有不止一个最后收了我）。幸运的是，剑桥大学出版社在2017年才出了一本这一topic上的文集，我的导师借阅于我，帮我省了不少文献检索的功夫。另外，Centeno这两年也编了一本名为War and Society的书，不过在申请结束前我并未读到。
如果说“战争与国家形成”是我的研究兴趣主线，还有一条副线则是“中国古代的国家治理”。这一思路很明显是受周雪光老师2017年的新书启发，然而由于时间有限，我并未在这一领域做过多阅读，只是简单了解了核心的文献以及debate。这一主一副两条线索对我的申请非常重要，我申请提到的三篇文章，Writing Sample以及SOP都是围绕这两条线索展开。
除去subfield上的准备之外，方法上的准备也非常重要。尽管历史社会学的主流方法是比较历史，但我却对定量方法很感兴趣。除去系里要求的三门数学课、两门方法课、两门统计课之外，我还在大三下专门上了本系一门以难度高著称的研究生统计课。事实证明，这门研究生课打下了我作为一名定量研究者的基础，没有这门课，我不可能写出一篇定量的writing sample。统计学之外，社会网是我的另一项方法基础。出于对Gould或者Padgett式的历史网络研究的热爱，我于大三下选修了社会网分析课程。在这门课上，我第一次接触了关于中国古代的大型数据库，并有了一些初步的想法与尝试，虽然现在还没有成果，但感觉这片领域整体还是大有可为。
在这里有必要专门说一说我的writing sample，也是我作为本科生的第一项严肃的学术研究的写作流程。大概是2017年4月，即我申请之前八个月时，我看到了一篇2014年APSR上关于欧洲中世纪政治稳定性的文章，感觉他们的方法与数据来源非常有趣，便又按着引文网络找到了其他一些类似的使用欧洲古代数据的研究，不过这些研究都来自经济学与政治学。当时我已对国家形成这一领域有了一定了解，我非常兴奋地认识到这种方法可以应用于中国古代研究。在搜索之后我发现海外某经济学大牛有中国的类似数据库，给他发邮件，无果，遂从五月开始下决心自己code。Coding的过程没我想象的那么艰难，第一轮数据库建立大概只用了两周full workload的时间。几个星期之后，一位哈佛教授来清华讲座，我惊讶地发现他用的方法与数据跟我一模一样，不过因为当时我自己的数据也算整理地七七八八，所以没有厚起脸皮找他要数据库（这位老师后来也收了我，不过我withdraw了）。
初稿在六月写好之后，就进入了漫长的修改流程。由于夏天在斯坦福助研，我集中修改这篇文章已经是九月的事了。文章的定量部分变动很小，我主要是结合自己新学习的文献，完善了整篇文章的framing，之后将文章译成了英文。中文版文章中还有比较历史部分，但由于不甚成熟，在英文版中被删去。在9月、10月，我做了两次报告，收获了非常多有益的反馈，直至11月文章译成英文并交编辑修订完毕，这个研究算是正式成型。我自认英文写作水平尚可，最后交由编辑进行的主要是排版与学术规范上的改动，但对于对自己英语水平不甚有信心的同学，我认为找英文proofreading还是非常有必要的，至少在语言上会有很大提升。
SOP的想法也是我在这一研究过程中逐渐形成的，结合自己对这一领域的了解与思考，我提出在两个方面超越现有文献，而这两个方面都与我既往研究息息相关。对于我来说，在大三上到大四上的接近三个学期里，通过“了解文献”—“熟悉方法”—“独立研究”这一流程，一份内在逻辑紧密的博士申请文书的形成是自然而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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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问题
1、标准化成绩
GPA：至少在我的申请中，我没感到GPA对我的申请产生了任何影响。在我申的学校里，只有芝大要求填写Ranking，而有的学校甚至不要求将百分制转换为四分制。在要求转换为四分制的学校里，也没人给出转换的明确标准。或许对于博士申请来说，GPA远没有在硕士申请里那么重要。
GRE：同样没有感觉到GRE的重要性，不过根据以往经验总结，语文最好能上160，写作比较重要，最好能有4.5及以上，4也可以，4以下可能会被人直接筛掉。
托福：托福口语可能是所有标化成绩里最重要的，除了众所周知的芝大卡26分之外（事实上芝大会发conditional-offer的），还有一些项目也会因为口语直接筛人（据说Washington是不到26直接淘汰），另外还有更多的项目是口语达不到要求要上英语课代替（例如普林斯顿与西北）。因为博士生都有TA的任务，所以各个学校对学生口语水平的要求毫不含糊，最好还是一次考到26，免去以后的麻烦。托福跟GRE考得越早越好，临近申请季时需要操心文书的事，再为了考试焦头烂额会非常耽误时间、影响心情。
2、Statement of Purpose
Statement of Purpose是博士申请中最重要的文书，没有之一，值得一遍遍打磨。尽管申请者研究兴趣与申请理由千奇百怪，但在我看来，SOP的写作还是高度结构化的，申请者需要做的是理清自己的想法，然后把想法套到框架里去。我在写SOP时参考了美国某硕士项目的handbook，以下部分结合了handbook内容与我个人的经验。
SOP主要分为三个部分：申请者的研究问题、申请者之前所受的训练以及申请者与目标学校的合适程度。SOP正常的长度应该在两到三页之间，研究问题是重中之重，应占一半的篇幅，其余两部分合占一页到一页半。
SOP的第一部分其实相当于一份research proposal。在第一段中，申请者应指出自己整体的研究兴趣，然后申明具体的研究问题，并简单总结最近在这一话题上正在发生的争论。这一段的目的在于展示你有一个有趣的研究问题，并了解最近的文献。第二段中，申请者应该指出自己准备如何回答这一研究问题，如何在方法上或理论上进行创新，以推动这一领域发展。这一段的目的在于展示你有能力做出自己的学术贡献。第三段主要介绍你计划收集的数据、采用的方法等等，目的在于展示你能做出合理的研究设计。
SOP的第二部分意义在于展示之前所受的训练。我个人分了四段，前两段介绍了自己以前两项跟大的研究方向符合的研究，第三段写了上过的课、接受过的训练与参加过的学术活动，第四段写了助研经验与独立主持研究项目经验。
第三部分长度最短，不超过半页，但是对每个项目都不一样。这一部分中应列出2-4名跟你兴趣相当的faculty member（也不要列太多），简单概括他们的贡献，并指出为什么你跟他们合适。记住如果没读过他们的文章的话，下笔要谨慎，因为最后很可能就是这几位老师审你的材料。
SOP里提与学术不相关的东西、或者乱煽情应该说是大忌，切记这是一份research proposal，它的目的在于展示申请者的研究计划以及申请人作为研究者的潜力。
3、Wrting Sample
WS就是你做过的最好、最完善的研究，因此不是一天两天能速成的，不过也存在快速提升的途径。首先，你可以通过找英文编辑提升文字水平，尤其是不满意自己英文的同学，经编辑手之后你的文字会有不小的提升。其次，是提升自己文章的规范水平。对于有条件的同学，找英文学术编辑甚至期刊编辑当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就按照大的期刊的投稿标准调整版面、字体、引用、注释、附录、图表等等。还有一个窍门是多搜寻working paper与manu（去类似NBER的网站），模仿他们的排版，因为writing sample跟working paper排版本来就是很相似的。
漂亮的版面可能比大多数人想象地都要重要，我的第一轮campus visit已经结束，聊过的大部分老师都不记得我writing sample具体做的是什么，这说明他们可能根本不会看你的研究细节，学术规范留下的第一印象是非常重要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WS长度。尽管各个项目规定的字数上限是15/20/25页，但我交了一篇35页的WS上去，最后也收获了不错的结果。所以不用太担心自己超了长度，大胆交上去吧。
4、推荐信
对于申请美国学校来说，最优先的当然是美国教授的推荐信，其次是国内有海外背景的老师与国内大牛。当然，推荐人与申请者的熟悉程度是另一个需要考量的因素，最理想的情形是，申请者上过推荐人的课或者为推荐人做过助研，推荐人与申请者来自同一领域，而且推荐人了解申请者的文章及研究项目。对于学生来讲，与老师保持长期良好互动可以说是一项重要社交技能。这种互动不见得是展示社交天赋，更重要的是intellectual的交流，比如与老师探讨研究想法，或者请求老师给自己的研究提意见。只有那些跟你保持长期intellectual互动的老师才可能为你写出强推。
5、套磁
曾经我也认为对于委员会录取这种集体决策，套磁根本没用，直到我听说了许多录取委员会有committee内部甚至全体faculty内部的refer流程，即教授可以向委员会推荐某位申请者。如果有机会的话，跟教授面套的机会一定不要错过，面套不仅可以了解他们的内部信息，还可以抓住机会impress对方。没有面套机会的话，给非常心仪的导师发封邮件也是有必要的，他们尽管肯定不会给你正面答复，但至少也会对你的名字产生印象。
6、面试
从2017年开始社会学博士申请渐渐多了面试环节，在我申请的学校里，UVA与Chicago有面试，Chicago还是两轮面试，每轮20-30分钟，由申请者提到要跟的老师进行。总的来说，准备面试就像准备SOP一样，你如果写出了一篇优秀的SOP，应该就已经对从最宏观的对学科的看法，到最微观的准备如何收集数据在内的一系列问题有了自己的想法，面试时以不变应万变就行，像我在芝大面试的第一位老师，问题就紧贴我的research proposal，没有太大波澜。不过也有些老师，例如芝大面试我的第二位老师，会问一些天马行空的问题，比如“你准备怎么超越Michael Mann”，这样的问题是没法准备的，只能看平时积累，随遇而安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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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大陆本科生
平心而论，我之所以能取得这样对于大陆社会学本科生罕见的申请结果，主要是因为我在清华大学接触了许多一般大陆本科生难以接触的资源，不过细细梳理之下，也并非没有借鉴意义。事实上，我认为只要规划得当，优秀的大陆社会学本科生完全有潜力收获顶尖博士项目录取。
1、与大多数有自己研究成果、有充分研究潜力的大陆社会学学生相比，我最突出的优势可能在于有一封美国大牛教授的推荐信，而我之所以认识他进而跟他做助研是源于我系、尤其是我导师与他的联系。近年来海外归来的社会学老师越来越多，大陆社会学整体与美国的联系也一定会越来越紧密，对于潜在的大陆申请者来说，要做的是保持与系里有海外背景老师的联系，并积极咨询他们，询问是否有去美国RA，或者通过别的渠道认识美国老师、参与美国学术活动的机会。大陆社会学整体而言做RA的风气不强，我之所以有海外RA的意识，很大程度上也源自清华大学的引导。除去RA机会外，也可以积极寻找海外交换机会（比如哈佛的本科生交换项目），或者积极参加有海外学者参与的学术活动（北大—密歇根、人大—芝加哥、北大—斯坦福等等），这些都是认识海外老师的机会。哪怕是连参加这些活动的机会也没有，也可以通过直接发邮件乃至群发邮件的方式寻找RA机会，我身边就有同学这样认识了大牛，且最终也取得了推荐信。虽然过程曲折，但也说明了一件事，即大陆本科生是有可能在完全没有connection的情况下最终取得美国老师推荐信的。
2、良好的英语水平。这不仅是指GRE、TOEFL考高分，更指英语学术阅读与写作能力。得益于清华社会学对本科生直接读英文文献的要求（有的课甚至直接拿美国研究生上课的教材给我们用），我得到了很好的英文学术阅读训练。学术写作是与阅读能力息息相关的，不过为了训练自己的写作能力，直接将工作语言转换为英文，即期末作业与各种论文都用英文写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总的来说，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置入美国的研究环境中。
3、完整而独立的研究。尽管上文已经反复强调，但是在这里还要指出，一份完整而独立的研究是我申请的核心竞争力。为了完成这样一份研究，本科生同学一定要在思想上进行从“被教育者”到“研究者”的转变，要尽早选定领域、深入阅读文献、了解前沿进展、发现研究问题、掌握方法、设计研究、收集数据，最后达到理想的、publishable的研究成果。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多上研究生课而非本科生课或许能帮助达到这一目标。对于本科生而言，比起一下钻进自己的领域、push自己开始研究活动，广博的阅读可能对于长远发展更有好处，但是本科应届申请者为了多抢出几年时间，不得已作出这样的牺牲。
以往的经验总结多认为大陆社会学本科生申请这种事情只能看缘分，不可强求，但我认为至少我的申请成绩是可以复制的。大陆本科生的困境主要在于缺乏海外connection、缺乏英语学术训练以及缺乏本科生科研引导，而这三点难题在良好的规划之下，其实并非不可解决。只要还有优秀的本科生愿意投身社会学学术，我认为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大陆社会学本科生取得博士申请好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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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爱情故事
一、初见
初识Z君，是我飞抵美国中西部小城M，开始在当地一所著名公校攻读经济学博士的两周之后。当时还在M城的政见创始人可成君在微信上问我：“有个政见的撰稿人这两天要来，要不要一起吃个饭，就当给我送行？”我那时已经知道他要转学到宾大的消息，自然一口答应。
饭局订在M城downtown的一家中餐馆。第一次在店门口见到Z君，她穿件碎花的衬衫，身形被路上膀大腰圆的美国人民衬得格外瘦削，文文弱弱很有文艺青年的气质。席间得知，她目前在香港念传播学硕士，正准备博士项目的申请，这次来M城，也是打算跟这边的老师打个招呼，先熟络熟络。我因为博士申请不太如意，那天闲谈的兴致不高，只随便捡些经济学界的八卦说说，不想Z君对经济学的掌故倒是颇知一二。饭后可成先开车回家，我送Z君到岔路口，便各道珍重，就此别过。
次日Z君便飞回了香港，不几日可成也动身前往宾大入学，政见在M城，只剩我一个人。尽管独在异乡为异客，却也没什么时间让人感受寂寞。博士一年级的课程，我在北大都大致学过，但美国老师的讲解，毕竟还要更深入一层。再加上公立学校教学负担重，博士生从第一年起就要做本科生课程的助教。一般每个人一周要带三到四节习题课，还要跟课，批改作业，出期末考题，参加助教培训……我本来想着，到美国之后，把国内未能完结的研究题目再推进一些，却始终抽不开身。
每周教课完毕，我都累得只想倒头就睡。可是工作所得，扣除房租之外，也只够支付自己做饭的花销。哪一天懒得下厨，中午去附近的中餐馆点一份七美元的快餐，就已是难得的奢侈。中国同学中还有不少连做助教的机会都没有，只能自行支付第一年的博士学费和生活费，或是靠给本科生做一对一辅导维持生计。可成君就是眼见国内的积蓄所剩无几，才不得已转学去了宾大。
当然，博士生活清苦一些，也算是情理之中。但在M城愈久，我就愈感到这边的学术氛围跟我原本设想的大相径庭。在北大的时候，老师们常常教导我们，经济学者不能沉迷于模型和公式，要做“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可我所在经济系的主流，乃是高度复杂的动态均衡模型和结构化估计方法。听了几次seminar，其间讨论的内容实在难以激发我的兴趣。转系的念头不是没动过，可我也清楚，如果拿不到美国老师的推荐信，转系的结果不会比现在更好。本系老师自然不会帮你转走，M城地处偏僻，也很难有机会跟外系的老师交流，所以只好作罢。
学期尚未过半，国内传来了香港学生占领运动的消息。因为关心局势，我时不时会去找出没于运动现场的Z君打探一下情报，也顺便交流一下申请经验。我们都觉得，随着在北美读本科的中国人数量不断增加，在国内接受教育的学生想申到一个好的博士项目，难度越来越大。理工科还好些，毕竟是老板说了算，找到合适的实验室，套套瓷也许就能搞定。社科基本上是委员会决定录取，管事的美国教授又大多对中国的教育体系缺乏了解，难以评判——这样一来，在美国念书的人自然大占便宜，本科最好，自费读个硕士也是加分项。至于国内的申请者，除非简历几近完美，否则只有听天由命。以我在北大的硕士项目为例，09年之前，每届最好的学生基本能申到美国前几的经济系读博，之后则是每况愈下，现在申到个密歇根或者UCLA都要谢天谢地。
闲聊的时候，Z君告诉我，她高中的时候成绩一直不错，按说考个北清不成问题，但因为有志于拍电影，跑去考了中传的导演系，结果发挥失常，最后只念了个省内高校。虽然她后来到香港读了研究硕士，却还是担心本科背景在申请的时候会带来不利的影响。我只能安慰她说我本科成绩也不算突出，但心里其实很明白，如果没有奇迹，她被顶尖项目录取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我们这一代人，成长在“前三十年”平等主义环境的余晖里，从小到大，都未曾觉得跟身边同学在背景上有多大差异，直到大学毕业才猛然发现，游戏的规则不知在何时已经悄然改变。中学的时候，在我们的观念里，只有考不上国内大学的人才会出国读本科，可一夜之间，挤进北美名校成了优秀高中生们的首选。中国经济的腾飞，让学费昂贵的美国高校变得不再那么高不可攀。近年来，美国的社科院系甚至纷纷开设起自费硕士项目，以期为有志于攻读美国博士的中国学生提供跳板。学生花一两年功夫接受一下基本的学术训练，到美国各处逛逛开开眼界，再弄两封推荐信，学校捞一笔不菲的收入，可以说是皆大欢喜。唯独对于国内家境一般的学子来说，他们所拥有的机会越来越少。
作为社科研究者，Z君和我都深知，这其实才是人类社会的常态。只不过我们来自一个曾经“均贫”的社会，很容易就会忘记了这一点。我在M城跟当地长大的本科生闲聊，他们说身边穷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最后能考上我们这所公立大学的也寥寥无几。即使在国内，精英家庭的子弟，跟我们这些普通人之间的差距也越拉越大。相比于很多同学和朋友，Z君跟我都已经足够的幸运。
对我来说，生活的转折点发生在一次跟Y师兄不经意的聊天中。Y师兄跟我系出北大同门，在美东读政治学博士。微信上偶尔聊起近况，他突然冒出来一句：“你要不要申请政治学看看？”我虽然一直对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交叉领域兴趣浓厚，却从未想过真的以政治学作为自己的专业。毕竟经济学在整个社会科学中影响力更大，毕业之后的出路也更好。人一旦习惯了这种“特权”地位，就很难再去考虑转行的可能性。但Y师兄的话还是很让我心动，他说政治学在研究水平上确实还不及经济学，但这也意味着更大的发挥空间，更容易去做自己想做的研究。
在Y师兄的引荐下，我加入了本校政治系S教授主持的读书小组。S教授是在美国接受教育的俄罗斯人，专攻博弈论和东欧政治。可能是因为祖国的政治制度比较接近的缘故，我跟他有不少共同语言，相处得十分愉快。这促使我最终下定决心，转去政治系，S教授也很爽快地答应帮我写一封推荐信。北大的导师们听说了我的意向之后，也都表示支持我的决定。第二年的三月份，我收到了纽约大学政治系发来的offer。Z君那边也传来好消息，她被西海岸一所著名公校的传播学项目录取了。暑假里我们在香港和北京各见了一次面，相约到美国之后也要经常往来。
二、天南地北双飞客
我八月底重回美国，Z君在之后不久也抵达了西岸。纽约大学是一所私立大学，资金较为充裕，对博士生没有教课的要求，这使我可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学业 之中。可是Z君的生活却并不顺心。跟我在M城时的情况一样，她所在的公校也极为重视本科生教学，博士生一上来就要带课。而且跟经济学不同，传播学的作业和考试基本没有客观题，而是以主观论述为主；其结果就是，Z君每周都要批改上百份两三页纸的英文小论文，还要按照教授的要求，把学生的语法错误一一挑出。对于母语非英语的人来说，这无疑是个极大的负担。
更糟的是，由于所在院系财政状况紧张，Z君的工资收入比我在M城的时候只少不多，而西海岸的物价水平却又远超中西部。为了省钱，Z君跟二十几个房客挤在学校边上一幢老式木结构house里，常常睡到半夜就被上下楼的脚步声惊醒，第二天又要应付如山的论文和作业。Z君每每在微信上跟我抱怨当下的处境，都让我感同身受，心酸不已。于是趁着一个短假期，我依约飞往西岸看望Z君。或是因为“同是天涯沦落人”，从西海岸回来不久，我和Z君就正式开始了交往。
两地相隔，自有种种不便之处，更何况东西两岸还有三小时的时差。我清晨顶风冒雪走向校园时，Z君犹自熟睡未醒；而当她批改作业到深夜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却早已酣然入梦。那段日子，Z君对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又不在身边，光说要帮忙有什么用呢？”纵然手机不离身侧，纵然一有空就飞越整片北美大陆，人与人的情感，在时间和空间的鸿沟面前，还是显得如此脆弱而无用。
学期将尽，Z君受到了另一次打击。她理想中的导师告诉她，这是他在这所学校的最后一年，接下来将会远赴英国任教。别无他法，Z君不得不像我和可成君一样，踏上了转学的道路。可是能转去哪里呢？可成所在的宾大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传播学在北美本就是小众学科，很多大学甚至根本没有相应的院系。而仅有的几个传播学系，又大多着眼于典型的美式课题，跟Z君的兴趣相差甚远。“就不能找一个有钱点的系，你自己做自己的研究吗？”我反复这样问她。“如果这样的话，我一开始为什么要来美国呢？”她的答案亦从未改变。有几次，我也被她这种固执的理想主义搞得非常恼火，但转念一想，这不正是Z身上最吸引我的特质吗？
于是，Z君毅然决然地只申请了宾大一所学校。为了增加成功的概率，我们在寒假里还专程去了一趟费城，拜访了宾大的几位学者。Z君跟他们相谈甚欢，回来之后我们都感觉宾大颇有希望。然而一个多月之后，一封拒信将我们的美梦砸得粉碎。新学期里，Z还被系里分配去教本科生的公共演讲课，每周要给四十几个学生的演讲打分，经常忙得连饭都吃不上。学业和工作的负担，折腾得她身体越来越差。Z君有好几次在视频里跟我说，索性不读这个博士，退学回香港找工作算了。可找工作哪里那么容易？再说长距离恋爱有多么艰辛，我们也都心知肚明。
商量了几次之后，我们一致认为，找个硕士项目过渡一年，或许是当下最好的选择，她的家人也赞同我们的看法。所幸纽约大学社会学系的申请还未截止，Z的研究跟社会学也颇多共通之处。交完材料，我们忐忑不安地等待了一个多月，总算接到了纽大的录取通知。虽然前途仍然晦暗不清，还要靠家人支付一笔高昂的学费，但至少可以在同一座城市互相扶持，总让人稍感宽慰。
三、纽约，纽约
对于她的新学校，Z君的第一印象并不很好。因为要照顾半工半读的美国学生，大部分课程都被安排在傍晚之后，每天回家都要到九点甚至更晚。同时因为学生水平参差不齐，老师上课只能从最基础的知识讲起，大部分内容Z在香港就已熟知，布置的作业却又不能不做。系里对于硕士生的学术培养，也不像博士生那么重视。给Z安排的导师，一直到学期结束也没能跟她见上一面。跟她研究领域相关的几位教授，又偏偏不是休假就是不开课，连个面谈的机会也约不到。
按照纽大社会学系的培养计划，硕士生应该是第一年先修完课程，第二年再着手申请。但Z不愿再浪费时间，甫到纽约就着手准备各种材料，还抽空重考了一次托福和GRE。因为传播学的选择太少，Z君想以社会学作为主申方向。可是社会学跟经济学一样，都是很看重本科背景的学科（相对而言，政治学就更兼容并包一些）。我们翻看了北美各大高校社会学在读博士的简历，发现鲜有跨专业申请成功的例子，仅有的几例也基本上是理工科出身。尽管政见团队内部的社会学博士都觉得，以学识而论，Z君完全有资格去一个顶尖社会学项目，但申请与其说是一个匹配（matching）过程，更不如说是一个设计最优说服（persuasion）策略的博弈。本身的实力固然重要，更要紧的是如何让招生委员会从你发送的信号中，准确地推断出你的真实水平。在各种信号中，推荐信包含的噪音无疑最小，因而分量也是最重。
随着截止日一天天迫近，我们肩上的压力也越来越大。Z君在西海岸的老师同意帮她写推荐信，纽大的项目负责人和她在香港的导师们也愿意帮忙，然而，他们在社会学界的影响力毕竟有限。Z在纽大第一学期上的都是研究方法课，虽然表现优异，却无法让任课老师从中了解到她的社会学理论功底，而这又是她的申请材料中最为薄弱的一环。临近期末，各种论文和作业的deadline弄得我们焦头烂额，Z从家里带来的生活费也几近花光，推荐信的事却始终没有半点眉目。眼看着Z一天比一天更加焦虑，我也变得愈发沮丧。原本我们还计划，万一申请不顺利，Z至少能凭着纽大的硕士学位先找份工作，可川普的当选，让这份希望也变得渺茫。那一阵我时常觉得，过去的一年多里，我们就像两个溺水的人，不断挣扎着想透一口气，可是却一次比一次陷得更深。
有一天买菜回去的路上，我们无意间聊到她同学找工作的情况。Z说，现在看来，很不理想，一个社科类的硕士，跟数据科学、金融工程之类的毕业生比，在职场上没有半点优势。“那你准备怎么办呢？”我问。Z苦笑一下：“不行也只有回香港了吧。”一刹那间，我感觉身遭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我们费了这么大力气，为什么还是逃不开这样的结局？接下来，我们都没有再说话。回到住处，Z突然痛哭失声：“我要是留在香港，现在博士都毕业了！这么一年年的折腾，到底是为了什么啊！？”我也再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只能把她抱在怀里，任泪水喷薄而出。
眼泪什么也改变不了。背景不如人家， 就只能在其他方面多下功夫。那段日子，Z每天都在比较各个项目的优劣：要做几年助教？对中国人是否友好？有几个适合的老师？他们有多大可能被挖走？她还给好几位研究方向相近的教授发去了自己的简历和论文。当然，这样做通常没什么用处。仅靠一封邮件，怎么可能让教授对你另眼相看？就算教授觉得你有学术潜力，他/她当年要是不在招生委员会里，还是爱莫能助。但事已至此，也只有四处去碰碰运气了。没想到的是，在费城有过一面之缘的某位教授竟然回复了Z，还主动提出为她写一封宾大社会学系的推荐信。这个消息让我们欣喜万分，因为这位教授在社会学界算是颇有声望的人物。不过，常春藤大学的竞争太过激烈，我们当时并没抱多大指望。
递交完最后一份申请之后，我跟Z都感到前所未有的轻松。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尽力而为，余下的就交由命运裁决吧。但这一次，Z好像终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寒假结束不久，中部一所私立大学就给她发来了面试通知。面试Z的两位教授对她印象极佳，很快就拍板决定录取。虽然只是个排名一般的系，但对于备受煎熬的我们来说，已然是个极大的安慰。没想到，更大的惊喜还在后面。二月中旬的一天，宾大那位教授突然又发来邮件，说很有可能可以帮Z争取到一个offer。我们原本还将信将疑，谁知当天傍晚就收到了宾大的录取通知，欢迎Z君加入他们的社会学博士项目，并许诺了丰厚的奖学金待遇。那天晚饭，我们跑去家附近最好的一家餐厅，难得地开了一瓶红酒。上一次喝醉是什么时候？说真的，我自己都不太记得了。沉溺醉乡，是艰难跋涉的旅人不配享有的奢侈。
“我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后来问Z。“可能就是之前太背了，这次转运了吧。”她想了想说。按照时下流行的励志鸡汤套路，Z的经历应该被包装成一个女主人公高考失利之后，从未放弃梦想，一步一步努力攀登，从香港到常青藤，终于取得成功的逆袭故事。然而我们都清楚，现实并不是这样。万一没有遇到热心帮忙的教授们呢？万一Z的家境不足以让她支付纽大一年的学费呢？万一她的父母觉得念博士没太大用处呢？万一纽大的硕士项目在我们准备申请之前就截止了呢？Z曾跟我说过，她当年其实申到了香港科技大学的社会科学硕士，只是通知来得太晚，她得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接受了另一家的offer。如果那封邮件早几天发出，之后的剧情，会不会全然不同？
因此，对于最后的结果，我们的感恩之情远大于得意。Y师兄，S教授和那位宾大教授，Z在纽约大学的老师和助教们，政见团队里为Z答疑解惑、修改PS的R博士，以及我们背后默默付出的家人，少了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位，这个故事可能都会有一个迥异的结局。我们见过许多比我们更聪明、更勤奋的年轻人，由于家庭背景、专业出身、甚或种种偶然因素的限制，而不得不停下追逐梦想的脚步。所以，这个故事的主旨并不是说，坚持下去，梦想就会实现，而是梦想的代价往往十分昂贵；成功与否，大部分时候并不在你的掌控之中。作为社科学者，这段经历时时提醒着我们，这个社会上还有那么多或明或暗的桎梏，阻碍着人们通过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目标。